1.

同志現代性、台灣、文學三者的不必定有組合起來的關聯性,同志文學並非台灣特有,而具有現代性的台灣同志權利上升,也並不代表著文學前景看好。而其他國家可能也有自己的同志文學史,而他們的同志生活也不必然與文學掛勾。(P.30-32)

2.

作者主張1950年代是同志文學史的關鍵十年。從50年代開始,報章雜誌開始有同性戀的相關報導以及較多訓誡,也因此可得到更多讀者的注意、甚至有所遐想,並為1960年代的同志文學開路。

而後,因為台美關係,許多新聞、報導立場偏向美方,在該段時期將同性戀視為大不韙的美國立場,也同樣影響到台灣新聞報導,甚至為求銷量,在報導中增加許多不實的推測以及「理論」。(P.110-118)

3.

女女關係的文學大致分為「女學生模式」(如朱天心《擊壤歌》)和經濟動物模式(如歐陽子、郭良蕙小說)。前者因為主要沒有金錢關係、顯得純真潔淨,較容易被納入討論,而後者因為金錢、情慾、肉體等關係交錯,反而不容易被接納。(P.209)

4.

台灣享有其他國家少見的同志文學傳統,與其說是因為作者特別有才或文風鼎盛,不如說是因為同志在國內遭遇更多生存困境。

戒嚴時期不得表達非主流意見,因此只好投身文學創作,並進而影響同志文學寫作的興盛。而其他國家或因為較為開放,因此可以有更多不同表現的媒材,不會著墨在文學書寫上。(P.392)

5.

同志文學並不是冷戰的唯一產物,但國內同志文學以處理「不可告人秘密」為重的做法,與冷戰一樣將隱藏秘密視為第一要務。藉由研發各種寫作「技藝」,隱晦的表現秘密、隱藏秘密、揭露秘密,在被要求隱形的社會中偷開一扇窗。而今,在自由之中,「同志文學」則可能如前述進行轉化,不再以文學作為最著重的樣貌。

 

芎按:

這本書相對於他之前所寫的《同志文學簡史》更為全面,有更多的引用和討論。但是如果只是要精要的了解同志文學史的樣貌,《簡史》還是較容易能讓人理解的。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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